中国要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城乡更均衡发展和内循环战略，少不了农民工群体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成为新市民是必由之路。

　　本刊特约作者  魏枫凌／文

　　继2021年全国“两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1年要制定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后，4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了这一任务。在“内循环”的背景下，本次政治局会议还提出，要以城乡居民收入普遍增长支撑内需持续扩大。

　　就在政治局会议召开的同一天，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一年一度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0年度）。

　　据统计，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8560万人（图1）。他们与背后的家庭成员构成了中国人口的基础与中间力量。这样一个庞大群体的就业与生活状况无疑是中国经济的一面镜子。中国要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城乡更均衡发展和内循环战略，也少不了农民工群体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从人口统计看农民工

　　很多人往往会将“农民工”简单地理解为从农村进城务工的人。按照报告定义，“农民工”这一称谓是指户籍仍在农村，年内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户籍地和从业范围是统计上定义的两个构成要件。

　　每个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追求自己理想生活的权利。作为中国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的一个经济社会现象，农民工群体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由农业与非农业部门之间劳动生产率差异巨大的现状所决定的。不断扩大的农民工群体，是中国劳动人口从低劳动生产率部门向高劳动生产率部门流动进程的真实反映，也是中国人民群众勤劳致富的鲜活群像。

　　根据统计局的报告，在2020年，农民工人数出现了净减少。如果从定义当中户籍地和从业范围两个维度来推测，至少可能有两个解释：一是更多的农村户籍人口转化为了城镇户籍，成为了城镇的新市民，二是农业向非农产业输送劳动力的速度放缓。

　　统计局报告还列出来几组关于人口特征的数据，也很能反映农民工人群的变化。

　　一是女性和有配偶的农民工占比均有所下降。在全部农民工中，男性占65.2%，女性占34.8%。有配偶的占79.9%，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

　　二是农民工平均年龄继续提高。农民工平均年龄为41.4岁，比上年提高0.6岁（表1）。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从2016年的19.1%提升至2020年的26.4%，而21-30岁农民工占比从2016年的28.6%下降至2020年的21.1%。

　　三是大专及以上学历农民工占比提高。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农民工占12.2%，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在外出农民工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6.5%，比上年提高1.7个百分点。

　　农民工持续增收

　　由于传统来说农村地区、农业部门劳动力教育水平整体上相对于城镇偏低但吃苦耐劳，早些年，建筑、运输、保安、餐饮服务这些对知识技能要求不高的工作成为了吸纳农村农业劳动人口的主要岗位。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和劳动力市场需求的改变，逐渐地，工厂技术工人，到传统服务业的更多岗位，再到越来越多的新型服务业岗位成为了农民工离开土地后的就业选择。不仅如此，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农村户籍人口随着父母进入城市，或者是在农村完成基础教育后就进入城镇工作，而他们本身并没有如父母辈那样有过多年从事农业劳动的经历。

　　农民工离开农田、离开家乡去打工，主要还是为了改善收入。在2020年，农民工月均收入4072元，比上年增加110元，增长2.8%。其中，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4549元，比上年增加122元，增长2.7%。国家统计局2019年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定义是指调查对象月收入在2000元至5000元的群体。对比来看，农民工看起来已经是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构成者，并且还处于中等收入的偏高区间。但考虑到相当多的农民工需要负担家里几口人的支出，因此以农民工家庭成员平均月收入来看的话，大概率会明显低于4000元。有多位权威经济学家预测，中国需要花15年左右时间，将中等收入群体从2018年的4亿多人扩大到8亿人，这意味会有更多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会进入其中。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在外出农民工中，跨省流动农民工有7052万人，比上年减少456万人，下降6.1%，在省内就业的农民工占比相应有所提升。这与近几年来国家鼓励“家门口就业”政策的预期结果是一致的，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产业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迁移的趋势。

　　除了收入以外，农民工们也有更多元化的价值追求。尽管背负着谋生的艰辛，但他们已经不能被在重压之下沉默寡言或是忧愁的形象脸谱化，他们乐观、开朗、幽默的一面也更多地被看到。早些年，就有农民工表演者登上了春晚的主旋律舞台，近年来移动互联网的发达使得农民工们丰富多彩的工作生活为更多人所关注，农民工也乐于主动通过社交网络展示自己的手艺和才艺，成为“网红”。

　　农民工的处境虽然在不断改善，但是在劳资关系当中往往还是属于弱势群体，而且背井离乡去打工的农民工往往也是家庭的经济支柱。当前中国经济仍处于疫情后的恢复过程，并且恢复边际放缓。

　　4月30日政治局会议没有再提“六保”，改为要求兜牢基层“三保”（保工资、保基本民生、保运转）底线。对于农民工群体来说，政策在这三个方面的保障起到为就业与生活托底的作用。

　　成为新市民

　　统计局的报告不仅关注农民工群体的就业情况，也将他们的居住状况、随迁儿童教育情况、进城后社会融合情况进行了统计调查。这些调查结果反映出他们逐渐从城市的异乡客成为新市民。

　　第一，在不同规模城市的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均有增加，居住房间中拥有冰箱洗衣机的接近70%，但能上网的比例甚至更高，占比高达94.8%。此外，拥有汽车（包括经营用车）的进城农民工户占30.8%，这对中国汽车自主品牌的产销高增长有很好的解释力。

　　第二，农民工子女中3-5岁随迁儿童入园率有所提高，义务教育阶段儿童在校率与上年基本持平，但农民工对子女本地升学难、费用高、孩子没人照顾等问题感受最深，对教育质量也有越来越高的要求。在2020年统计中回答学校师资条件不好的农民工所占比重比上年提高了4.6个百分点。

　　第三，进城农民工中，41.4%认为自己是所居住城市的“本地人”，城市规模越小，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越强。受访的进城农民工当中，有六成对业余生活表示满意，这些城镇的新成员们也更加积极地参加所在社区、工会组织的活动。

　　中国新型城镇化是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农民工能否真正成为“新市民”，可以具体到他们能否在城市安家落户，能否获得相应的公共服务和就业机会，能否让他们的后代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能否在文化上融入城市。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已经取得了一个重大的进步。在未来迈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如何能使农民工的收入持续平稳地提升，是政策部门需要思考的；收入提高的农民工会产生哪些新的需求，是商业界需要思考的。

　　共同富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体现，毫无疑问是政策部门应当全力追求的目标。从宏观经济的意义上来看，当农民工成为新市民，当年轻一代的劳动者们逐渐老去，当他们收入水平持续提升之后，体现为劳动力人口的结构和成本的变化。这对中国的经济会产生哪些深远影响，也值得投资者们思考。

（张洋 HN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