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验表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稳定在一个固定的速度之上，而是能快就快，该慢则慢。作为宏观经济的风向标，股市的运行显然不会违背这一规律。

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股市的起伏波动是必然现象。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股市都是在动态平衡中发展，只有振幅的高低不同，而绝不会只涨不跌，只跌不涨。

但是，相对年轻的中国股市而言，在市场深处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不可能在指数的一夜暴涨下完全消失。

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接近尾声，困扰市场发展的制度性障碍正在逐步得到消除，但是，非流通股对于二级市场的实质性压力却尚未开始体现，这些压力的真正到来之时才是对中国股市发展的真正考验。

随着市场基础制度建设的完善以及政府对其战略地位认识的提高，投资者的乐观情绪在市场上弥漫，但是，相对于一个成熟的、健康的市场而言，中国的股市还有很远的路要走。特别是上市公司的整体业绩和赢利能力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观，有的还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

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惯性，国家政策和其它因素的影响总要有一个贯彻和作用的过程，其运行的趋势不会一下子得到改变。股指飞涨之间透出的数字变化，映衬出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活力，但并不能必然地说明资本市场的内在质量已取得了根本性提升。

股指上涨的背后蕴藏着中国股市在价值估值体系上发生的变化。今年以来，随着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一批对宏观经济发展具有较强代表意义的企业在国内上市，股票指数在权重上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些“庞然大物”的入市，成为左右股指的决定性力量，它们每涨跌一分钱，就会影响到股指上下浮动几个点。在这样的背景下，股指的上涨显然不能等同于股市行情的上涨，因为这些“龙头”企业的业绩并不能代表其它上市公司的业绩，投资者对这些“龙头”企业前景的看好并不能代表对所有上市公司前景的看好。

随着规模的发展壮大，中国股市的抗风险能力也相应增强，沪深股市的总市值已突破7万亿元人民币，仅今年以来的市场融资总额就超过了2000亿元。股指期货即将诞生，意味着中国的股市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同时也会为监管层和市场带来新的考验。在一个操纵和投机得不到有力遏制的市场里，对于一些机构来说，让股指疯涨到多少点都不是没有可能的。

当前的中国资本市场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发展转折期，有关部门正在按照“标本兼治、内外并重、远近结合”的思路，不断深化改革，强化监管，加强市场基础性建设，着力解决影响市场长期发展的结构性和机制性问题，推进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这是中国股市的希望所在。作为一个成熟的管理者，对股市发展运行的把握不能只看一时一处的涨跌而得意忘形或惊慌失措，那样势必导致矫枉过正的局面，只有放眼长远，胸怀全局，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

瞻望中国股票市场的发现前景论文

我觉得中国的股市可能会走向两个极端。

对于中国股市的问题，其实在房地产行情走弱之后，我就一直在思考中国的股市会走向何方？之前我听过很多关于股市利好的消息，有些人表示目前房地产已经不能作为常规的蓄水池了，所以资金只能流入股市，未来的股市将会是大家资产增值的黄金机会。

我一开始也深以为然，在当我开始用辩证的角度来看待股市问题的时候，我反而会得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一、股市可能会走向10年长牛。

这个看法最为普遍，当我们的楼市不能作为蓄水池的时候，股市自然就成为了资金的蓄水池。我们可以回望一下之前的发展经历，楼市在近10年上涨了近10倍以上，如果加上杠杆的话，房地产的价格在近10年涨了33倍以上。对于那些已经上车的人来说，他们确实已经享受到了房市的行情，他们也和年轻人拉开了差距。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房地产行情进一步萎缩的同时，资本自然而然会流入到股市当中，股市可能会走出10年长牛。

二、股市也可能会走向十年长熊。

和上面那种观点正好相反，我个人相对比较悲观，我觉得虽然现在的蓄水池可能会变为股市，但因为之前的房地产泡沫实在是太高了。房地产的资产其实有很大一部分不能变现，甚至我们需要通过其他方式来消除房地产的泡沫。我隐约觉得股市可能会走出日本股市的那种趋势，小伙伴们可以参考一下日本1990年之后的股市行情。

三、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以上两种观点我都认可，但我也会觉得两种观点都不成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当房地产行情没落以后，人们总在寻找一种能让自己进一步发展的长期趋势。但以我个人来看，这种长期趋势可能不会存在，生活未必会走向越来越好的方向，我个人比较认可十年长熊的观点。

中国股市的前景。

（一）我国股票市场目前的现状及其评价

市场是按照一定规则正常运行的，不规范的股市对我国资本市场和整个经济发展的影响会越来越大。

重新认识股市的作用

政府、社会、投资者要更新观念，重新认识股票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股票市场的发展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但在股票市场上参与者管理者中对股票市场的认识还没有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存在一定的误区。从政府角度上看，股票市场是筹资的重要场所，发展股票市场可以有效地解决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资金不足，因此积极推荐本地区的企业上市，这种认识使得一些企业上市后只是为了圈钱，而不是按现代企业制度对企业产权制度和管理方式进行彻底的改造。表现在一些企业在上市之后，经营观念和管理机制机制没有从根本上转变，有的很快就出现了亏损。

因此，政府应把资本资源的优化配置作为证券市场的首要功能，通过上市公司基本面促使资本流入有更大赢利可能的公司。

从投资者角度上看，由于股市存在着投机行为，投资者认为股票市场投资就是炒股票，寻求买卖价差，改为应当树立正确投资理念，通过投资企业靠企业发展和资产的增值使自己获得较高的长远收益；另一方面，投资于有发展前景的企业并成为真正的股东，享受股东的权力，可以从企业获得应有的红利。

从企业角度上看，股票市场的退出机制已经开始实施，随着PT水仙被摘牌和8家PT公司面临着退市风险，市场已经按优胜劣汰的机制重新配置资本资源，靠”圈钱”和包装上市已经成为过眼云烟。

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按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企业的经营机制，提高经营效益，这样才能使企业面对国内同行的竞争乃到国际复杂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企业是否上市筹集资金或通过其它途径筹集资金需要认真思考，特别是现在信息披露制度不断完善，想上市必然会泄露一些商业秘密，所以应从企业根本利益考虑，上市并不是惟一的途径。

解决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问题

改革现行股票发行制度，尽快解决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问题，逐步实现我国股票市场的统一。我国现行股票发行是核准制，证券管理部门对证券发行公司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取消证券发行实行计划管理，规模控制方式，放开一级市场发行价格，国有、民营、合资企业均可以申请发行上市；股票发行价格改革以定价为主向竞价方向发展，逐步让市场决定具体发行价格。

另一方面，逐步解决国有股，法人股问题，可以以各种方式，如根据市场容量，继续实行国有股配售减持，引入优先股方式，将国有股转换为优先股，扩大各种投资基金，保险基金在股票市场投资的范围，通过网上交易，协议转让等各种方式扩大法人股流通，降低国有股与法人股比重，增加个人股数量。因为，国有股和法人股如果不上市，和个人股比较不能实现同股同权，企业资产的优化组合也很难实现，既不利于企业优胜劣汰和市场机制，也不利于个人投资者的积极性。

再另一方面，我国股市的交易只能是在场内交易的，和我国经济改革的现状相背。应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统一，场内与场外交易相结合的方式，使股票市场畅通，也有利于退出机制实施后，被摘牌的上市公司的顺利退出场内交易，以及不愿上市的企业股票参与流通问题。

培养股市的坐市商

抑制投机行为，积极发展机构投资者，着重培养我国股票市场的坐市商。投机是投资的一种特殊形式。在我国投资渠道狭窄，投资品种单一的情况下，各种社会游资会大量进军证券市场，规范投资理念，不断培育机构投资者也显得愈加重要。

证券投资基金便是其中之一。然而目前我国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居多。开放式投资基金试点工作刚刚开始，所以要从我国国情出发，扩大投资基金规模，培育发展以社会资本和民间资本为主体的机构投资者，如保险基金、养老基金，同时，吸引大中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对股市的投入，也可以在适当的条件下成立中外合作基金，在此基础上，借鉴美国的经验大力培育我国专家经纪人——坐市商。

在美国，坐市商大约占会员总数的25%左右，大约有30%-40%的股票交易量是在坐市商和佣金经纪商之间成交的。坐市商在稳定股市，防止股价暴涨暴跌，以维持股票市场的连续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坐市商要发挥作用，不仅要有雄厚的资本，而且还要持有相当数量的股票，才能在股票价格暴涨暴跌时趋于平缓。

健全必要的法律、法规

逐步完善《证券法》、《公司法》，提高市场透明度，加大监管力度。为了保证股票市场健康发展，必须建立健全必要的法律、法规，如《证券法》、《公司法》，以及相应的税收政策和适应证券市场需要的国际通行的会计制度。要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提高市场的透明度，本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和资产可信度，增加投资者对股票市场的信心。加大监管力度，坚决打击、杜绝不法市场行为，加大对操纵股价的查处力度。

（二）我国股票市场宜采取的对策，以及未来的出路

中国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

1、 从中国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的现状谈起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股票市场发挥着经济增长“晴雨表”的功能，而从我国的股票市场情况看，股价指数与GDP走势出现了双向背离、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关联度过低的状况 。因此，如何实现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发展，是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

2、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出现背离的原因

1股权分裂造成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投入产出的严重差异； 股权分裂是我国股市特有的现象，造成了中国股市对非流通股东具有较大的投资价值，而对流通股东投资价值较小。

2股权分裂造成了流通股股东对股市与国际接轨的恐惧； 股权分裂扭曲了中国股市，造成了过高的股价和市盈率，使境外投资者认为中国股市无投资价值。股民害怕管理层为了与国际接轨、为了成功引入QFII，把A股股价及其市盈率打下至使境外投资者认为有投资价值为止；也害怕引入QFII使大量无法在国内市场赢利的机构投资者抽离资金投向境外。

3我国股票市场参与各方弄虚作假，缺乏诚信； 股民害怕弄虚作假。大多数上市公司的监事会“形同虚设”，对大股东的行为缺少有效的监督机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侵占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现象。如信息批露不规范、短期行为、过度圈钱、过度投资和忽视小股东权益。管理层对责任和诚信义务的意识淡薄，甚至在经营管理上存在过失问题。市场股评人士素质不高等都都致使股民造成损失而丧失信心。

4上市公司热衷于圈钱，不思回报； 高市盈率的发行价和上市价，各上市公司无节制的高价增发和配售新股。可是，不少公司募集到大量资金后，当年就陷入亏损。募集来的资金有的用于炒股，有的不知道去向。给广大股民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5全球经济衰退，股市低迷。 全球经济衰退，对我国股市有不小的影响。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国与国的经济联系空前紧密。全球经济衰退对我国某些行业的进出口带来了直接的影响，表现杂微观上市公司来说，就是公司业绩的下滑。

3、实现宏观经济目标必须大力发展股票市场

1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到2011年，宏观经济已保持33年的高速增长，主要靠银行贷款的间接融资，股票市场处于试点阶段 ，境内股票市场筹资所占比重很小。

2 要使宏观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健康发展，实现宏观经济发展目标，不能再靠过去的近乎单一的融资方式，必须大力发展股市等资本市场，逐步扩大直接融资比重。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是金融，资本市场是联结其他生产要素市场的纽带。发展资本市场，才会把其他生产要素紧密结合起来，形成现实的生产力。这不仅有利于分散银行的金融风险，而且会使更多的储蓄转化为投资，从而使资本市场继扩大内需、外贸出口、引进外资后，成为推动宏观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引擎。

3 发展股票市场，既要扩大股市规模，又要提高股市效率。扩大股市规模，是要使股票市场的市值与GDP保持一个合理比例，扩大直接融资。

4 按目前全球新兴市场股市占GDP比例和直接融资比例的平均水平计算，我国股市市值规模需要有一个大发展。提高股市效率，必须调整股市结构(股权结构、股价结构、投资者结构等)，优化资源配置，股市的投资应重点流向业绩好、成长性好的行业和上市公司，使更多的股票具有长期投资价值，成为广大投资者可长期持有的金融资产。

4、当前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关联度过低

在我国股票市场发展的多数年份里，股指走势与GDP走势一直相背离，宏观经济发展总体上呈现高速增长态势，但股指走势却是高低互现，波动运行其根本原因在于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关联度不高，具体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股票市场规模过小 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比较，规模太小，两者很不相称 ，我国流通市值相当于GDP的比重是1219%，而全球新兴市场这一比例平均约是70%，成熟市场是100—130%。股市相对宏观经济规模过小，妨碍了二者的有效互动，有时宏观经济增幅下滑没有妨碍股指大幅走强，有时宏观经济走强，也没能阻止股指大幅下跌。

2上市公司整体素质差。 我国上市公司整体素质不高，股价指数与宏观经济走势的关联，主要是通过上市公司业绩实现的。从理论上说，微观经济是宏观经济的基础，宏观经济走势向好，是因为微观经济(公司)业绩好，股价指数自然强劲。但实际上，我国股指走势与上市公司业绩、上市公司业绩与宏观经济发展这三者没有太大的关联。

3股票市场处于初级阶段 股票市场规模小和上市公司整体素质差这两个问题，是由股票市场所处的阶段决定的。 (1)从监管体制看 ：直到1998年8月5日，中国证监会才被正式确认为国务院直属机构； (2)从股票发行体制来看：2000年3月16日 ，我国股票发行体制由审批制向核准制转变； (3)从投资者结构来看，我国股票市场散户投资者所占比重较大，机构投资者所占比例过低； (4)从证券市场中介机构看 ，多数为中小券商； (5)从证券市场的法律体系看 ，1999年7月1日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目前该法还在重新修订之中。

从上述基本架构看，中国股市确处于由试点阶段向正常发展阶段的过渡时期，如这个过渡期能与我国入世过渡期同时结束是最好的。

5、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1宏观经济部门都应关注股票市场的发展。宏观经济要想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股票市场的发展是关乎宏观经济全局的一个战略性问题。

2要加强股票市场基础建设。 当前，中国股票市场存在的各种主要问题，都可归因于股市的不成熟。应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搞好股市的基础建设。例如，改革公司上市、退市制度，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拓宽合规资金入市渠道，完善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机制，建设多层次市场体系，丰富股票市场产品，完善市场交易规则，强化信息披露，倡导价值投资理念，加强对股市运行严格、有效的监管，健全股市法律体系。

3要切实提高上市公司的素质。 上市公司的高素质是股票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石。在股市中，国家收取的印花税、中介机构的佣金、投资者的回报等，都应是上市公司创造的，这才谈得上股市具有投资价值。 可以说，提高上市公司的素质，是股市建设基础的基础。

4要解决好全流通问题。 稳定和发展股票市场，既要加强市场基础建设，也要重视解决股市试点中形成的历史遗留问题。

5 要重视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在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的关联度增强后，宏观经济的风吹草动，会很快在股市上反映出来。回顾近百年来国际股市风云，各国股市大盘遭遇重创，大多是因为宏观经济出了问题。我们应重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能力强的优势，坚持用改革和发展的办法，适时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为中国股市发展创造良好的实体经济环境。

从下文看来，中国股市前景应该是很乐观的。

中国改革开放的20多年，充满了缔造繁荣的玫瑰色氛围。1978～2000年，中国GDP年均增长达到95%，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这个速度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的3倍。高速的经济增长使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和国家实力获得极大提高。中国已经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经济大国，中国将在未来5年内超越法国和英国，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由1978年的344元增加到2000年的6280元，提高了17倍。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由1978年的134元增加到2000年的2253元，增加了16倍。按可比价格计算，则分别是当年的477倍和349倍。其间各种改革，暗合了“圣人常无心，而以百姓之心为心”的策略，百姓在追求富裕和快乐时，遇到不和谐的政策，那么执政者很快就会顺应民意，调整相应的政策，但渐进改革也悄悄孳生着种种问题。

中国今后20年会如何？人们充满着乐观情绪。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在其《世界经济：历史与未来》中这样描述：在整体作为现代化的迟到者的亚洲，日本作为第一航班已飞上云霄；亚洲“四小龙”作为第二航班紧随其后；中国则已经登上了21世纪的新航班，它将开辟新的航线，并且一飞冲天。中国也有不少经济学家在盘算何时我们算是迈进了“现代化”的门槛，据说东南沿海6-7年就足够了。甚至有人还预测中国何时能够赶上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据说按购买力评价计算，1987年中国GDP相当于美国的23%，到1995年上升为52%，2000年为606%，进而在2015年左右超过美国。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更认为目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达到6万亿美元，按此推论，中国GDP在20年内将超过美国。即使按名义GDP计算，假定目前中国和美国的GDP分别为1万亿美元和9万亿美元，增速分别为8%和3%，则中国GDP大约在47年后赶上并超过美国。中国真在将在21世纪初期或至迟到中叶重新回到鼎盛的巅峰吗？

且慢！以上假设的前提无疑是中国经济将保持8%左右的增长，这个增速意味着每九年中国经济规模就将翻一番。这隐含着中国享有持久的繁荣，但，繁荣会弃我们而去吗？中国最令人忧虑的事情，莫过于渐进改革20年来，当初登高一呼、迎者云集的不少改革精英，已经渐渐蜕变成既得利益阶层，对深化改革心怀恐惧。如果在送别计划经济的同时不能迎来市场经济；如果在埋葬个人崇拜的时候不敢提及宪政体制，那么既得利益阶层又怎能付出艰巨的努力去深化改革呢？繁荣背后的各种不稳定因素也在浮现。

其一是即使承认公有制是神圣的，是否一定意味着必须影射私有制是邪恶的？中国私营经济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零起点开始，在传统体制的缝隙中和远离主流社会的沉寂中顽强地生长起来。目前中国经济已形成了国有、三资和私营经济三足鼎立的态势。私营经济产值过万亿，近年来下岗工人中的一半为私营企业所吸收，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和社会稳定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但私有财产的合法性是否已经厘清了呢？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明确提出“私营经济”的概念，确立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私营经济取得合法地位；1997年党的“十五大”将非公有经济由补充地位提升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追根溯源，公有产权是神圣的，私有产权是否是不可侵犯的尚未明示，从《物权法》和《民法典》迟迟不能出台就不难体会到，所有制崇拜仍然是百足之虫。此外，“三资企业”也在中国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制造业已经形成相当大的规模，位居世界第4位。据日本产业经济省的调查，中国摩托车占世界产量的43%，电脑键盘占39%，家用空调占32%，洗衣机占26%，彩电占23%，化纤占21%，冰箱占19%。同时，以“珠江三角”、“长江三角”为代表的地区已成为中国承接世界制造业向外转移的重要基地，依次承接香港、台湾、日本、韩国以及欧美的制造业转移。但在繁荣的中国制造景象背后是一个严峻的事实，缺乏核心技术。从总体上看，我国产业技术主要依靠进口，国民经济和高技术产业所需装备已形成进口依赖。近几年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设备投资的2/3依赖进口，光纤制造装备的100%，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的85%，石油化工装备的80%，轿车工业设备、数控机床、纺织机械、胶印设备的70%被进口产品占领。如果占中国经济总量1/3的私营企业部门因产权保护薄弱而飘忽不定；而同样占中国经济总量1/3的外资企业部门因依附发展而不由自主。则这对中国经济繁荣无疑不是桩好事。

其二是即使城市“现代化”是必须确保的，是否一定意味着讳言农村的繁荣就可牺牲？我们决不能否认中国的一些区域经济的繁荣，是勤劳的民众和富有效率的政府共同“挣”来的，但也有一些城市的“小康”并非如此。早在1997年，国家统计局、劳动部、全国总工会、民政部、卫生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组织了“中国职工生活进步调查”，在这次民意调查中，81%的被调查者表示，近五年来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靠的是“工作单位”发的工资、奖金和福利，只有8%的人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兼职收入有关。如果城市居民主要还是由国有部门供养，那么这些城市中的“小康”就是政府发放的，而不是市场孕育的。在1997年之后，一些缺乏活力的城市之所以能够继续维系 其表面的稳定和繁荣，部分原因在于向农村“吸血”。在1978年到1984年之间，农村的改革使得一共约600亿资金通过金融、财政渠道从城市净流入农村；而在1985年到1994年之间，情况则相反，有4000亿资金从农村净流入城市。1997年之后，农村经济体制出现严峻的“复归”趋势，粮食流通体制、农村基础教育体制和社会救济体制等趋恶，农民负担日重，农村金融基本干涸。当资源被从农村“汲取”到城市后，所出现的结果自然就是一个相当繁华的城市和一个相对萧条的农村。可以说，城市的繁华建立在国有部门的支撑之上，也是以农村的萧条为条件的。

在这种机制下获得的“小康”生活水平，非常象苏联东欧国家过去由国家供出来的“小康”生活。在中国城市中，我们正在追求的居室装潢、彩电冰箱、电话汽车等，苏联东欧早在二、三十年前就已经在多数城市里普及了。但苏东崩溃显示，这样的“小康”并非经济建设成功的里程碑，而只是福利社会主义政策的“广告秀”。由于这样的小康生活是国家“发”的，就象“天上掉下的馅饼”，和享受者的工作努力没有直接关系，所以生活水准提高了，工厂的效益并没有明显改善甚至出现倒退。国家发的“小康”生活是靠不住的，来得容易，丢得也快。

其三是就业压力重不可抑，能否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向追求国民的充分就业已迫在眉睫。根据《中国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状况》白皮书，到2001年底，中国从业人员为73亿人，其中城镇为240亿人，占328%；农村为49亿人，占672%。 白皮书指出，从1998-2001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累计有2500万人。应该注意到，这些下岗人数，还只是国有企业的下岗者，并不包含其他所有制企业的下岗者。另据《了望》报导，在1996-2000年间，国有及集体企业在职员工共减少了4800万人。由此推算，包括集体、三资和民营企业等在内的其他所有制企业的下岗员工规模比国有企业还要稍多些。因此目前下岗工人总数保守估计达5000万人。而农村近5亿从业人员中，至少有13亿处于失业或者半失业状态。以目前GDP年均7%-8%的增长速度，经济增量大约是七八千亿，一个城镇人口就业大约需要13万元左右的资本品，因此政府若要在城市创造出800万个就业岗位的目标，则GDP起码需维持在10%以上的增速！而事实则是十五期间每年需要“饭碗”的人口高达2000万人，因此现在急切需要政府对就业形势的充分认识和转变思维，毕竟一个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就业，所需要的资本品投资可能少到只需要几千元，由于目前城镇人口比率以年均1 8个百分点的速度缓慢上升，这就决定了未来15-20年间，就业红灯警戒难以解除。

繁荣会弃中国而去吗？“翻两番”和“不争论”，保证了中国20年的繁荣，但关键性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再滞后，使得目前已经到了反思繁荣会不会弃中国而去的时候了。我对于什么时候中国能成为全球老大的梦想始终持怀疑态度，毕竟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国已经享有的繁荣不应影响我们对中国目前所处发展阶段的清醒认识，从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关键指标——人均GDP来看，中国仍处于非常低的水平。1999年中国人均GDP仅为780美元，排在世界第140位，是世界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40%，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6%，是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3%，是美国的25%。中国经济仅仅是刚刚摆脱赤贫，其未来之路任重道远。我曾多次用“悬河中国”来描述我以为的现状，中国经济有其“二元结构”，城里人住在相对的城市，如同生活在高高在上的黄河大堤一样；而农村人所处则离工业文明的距离遥远得多，如同生活在大堤之下的低洼之地一样。也许是缺乏正视关键性体制改革的勇气，黄河堤岸上的一些人抱怨着他们所受的黄河之水的滋润日见其少；而黄河堤岸下的一些人梦想着走入灯红酒绿的城市。“悬河中国”是不可维系的，我们需要有象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样的契机对中国的现状进行深刻反思，避免进退维谷的顾虑，毕竟退路已经没有了，如果有一天繁荣离我们而去，那一定是我们的不智和畏缩背离了繁荣，而不是繁荣摈弃了我们。

本文引自：

繁荣是否会弃我们而去？ 钟伟

中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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